1987年7月，中国发行第一张福利彩票。此后20年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彩票业发展迅猛，但引发的各种问题也不容忽视。 (资料图片)

火爆的彩票市场 (资料图片)

开出巨奖的投注站的经营者衣女士站在条幅旁。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2007年10月15日13时43分，6500万元中奖者被运钞车上下来的5人从福彩中心护送上运钞车(黑框里的人是领大奖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改革开放风云激荡之时，福利彩票应运而生，从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端，随后遍及全国。从最初摸石头过河的谨慎，到如今千万巨奖的疯狂。从开始的姓社姓资争议，到现在行业规范的探讨。新中国彩票事业21年的发展，算的上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佳缩影之一。

副市长带头“摸奖”难掩无人问津尴尬

1987年6月，民政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成立大会，这一消息率先由国内媒体作了发布，并迅速传遍世界。“中国要发行彩票了?”世界舆论充满着好奇和期待。

7月中旬，民政部在北京就有奖募捐事宜召开了试点省市汇报会，其中有河北省代表团。时任石家庄市民政局局长的荀贵忠回忆说：“当时讨论哪个地区第一个搞试点时，大家都不敢表态，毕竟当时对彩票还有一定戒备心理。后来河北省民政厅的干部给我们做工作，希望石家庄能接下这个棘手任务。既然领导这么说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

“这事在石家庄市广大群众干部中间掀起一阵轩然大波，有人认为彩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助长人们的懒惰功利之风，有人认为这纯粹就是赌博，当然还有很多同志希望能尝试一下。我们把各种情况向市政府做了全面汇报，市政府坚定表示支持。”荀贵忠说，“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没敢叫彩票，最后定的名称叫‘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当时确定了彩票发行的两种途径，一是由民政部门在街头设点发售，二是由工商银行在各个储蓄点售卖，每张奖券面值1元。

1987年7月27日上午10点30分，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首发式举行。王盖茂回忆说：“我们要求领导干部起带头示范作用，第一张彩票是石家庄市副市长孙永生买下的，接下来是石家庄市人大的一个副主任，第三个买的是市政府一个副秘书长，第四个是市民政局局长。”

然而，颇令人尴尬的是，领导干部带了头，却并没有起到普及作用。多数群众还是观望的多，真正买彩票的人很少。“头两天还有人断断续续买，两天后就没人买了。后来我们只好给各个部门分任务，文教、财贸、厂矿等部门都按职工人数消化一定数量的彩票，总算把50万元彩票卖完了。说实话，有点摊派。”王盖茂说。

福彩体彩共存社会福利发展

原石家庄市民政局局长荀贵忠分析彩票业发端的原因时认为，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后进入了快车道，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单一依赖财政拨款的社会福利事业却面临着困境。当时全国没有一家社区服务机构，一半以上的乡村没有敬老院，这些资金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彩票才应运而生。

但彩票发行之初，社会上对彩票反映冷淡。直到1990年，人们对彩票的热情才逐渐升温，彩票销售收入比往年翻一番，彩票的筹集福利善款功能显现。借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之机，国家体委发行“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集资奖券” ，虽然只是属于特事特办，却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民政部门对彩票的垄断。体育部门尝到了发行彩票的甜头，于是加紧筹备体育彩票运行的工作。1992年，国家体委起草《关于建立全国统一的体育彩票发行制度的请示》呈报国务院。 1994年，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终于成立，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两家并立的格局由此形成。

彩票奖金从100元到彩电、汽车，再到百万元现金巨奖;从一张桌、一把椅、扯条横幅卖彩票到电脑投注站的智能操作;人民群众从观望、疑惑到购买踊跃;从最初的50万元奖组到如今的年销售数百亿元……中国彩票事业呈现出蓬勃生机。

实践证明，彩票业对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积极作用，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公寓、光荣院等一大批福利项目资金来源于彩票收益。在1998年特大洪灾、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彩票福利资金成为重要的赈灾基金。在产生第一张彩票的石家庄市，现在每年都拿出几百万元福利资金资助贫困大学生和贫困民政对象等。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彩票、购买彩票，彩票销售额也节节攀升，我国彩票2007年的总销量已经超过1000亿元，刷新了我国彩票发行20年以来年销量的最高纪录。中国彩票业从改革开放初期起步，在改革开放的深化中持续发展，并不断为社会福利事业作出贡献。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彩票收益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主要用于八个方面的公益事业：民政福利事业，公共体育事业，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2008年北京奥运会，红十字事业，残疾人事业，补助医疗救助基金和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负面事件不断彩票规范亟待加强

随着彩票业的发展，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也逐渐显现。2004年，彩票弊端曾集中呈现。先是福彩中心双色球被指涉嫌造假，涉案值4000多万元的国内第一大案“彩世塔”案被媒体披露，接着陕西小伙子刘亮爬上广告牌又揭开西安宝马案内幕。以政府信誉作担保的彩票遭遇信任危机。

2007年3月，中国农行邯郸分行管库员任晓峰、马向景密谋盗取金库现金购买彩票。3月16日至4月13日，二人利用看管金库、掌管金库密码和钥匙的便利条件，多次从金库盗取人民币现金共计3295.605万元，用于购买彩票。事发后，引起舆论对彩票行业管理规范的广泛质疑。

中国农行邯郸分行案中，彩票站业主张建峰、刘涛等人不断为任晓峰等在选号、盗款等活动中出谋划策。为诱惑和纵容他们买更多的彩票，彩票站业主刘涛、毕利田、张建峰等人采取了“返利”销售，仅刘涛彩票站就向任晓峰返利达20多万元，这是严重违规的。 同时，彩票销售部门还违规进行“转委托”销售体育彩票。一般投注站彩票机超过5万元就打不出彩票，但任晓峰最多一天却购买了1400万元彩票，令人匪夷所思。刘涛、毕利田等在其自身投注站无法为任晓峰用巨额资金购买彩票完成打印的情况下，转而委托联系其他数个彩票站业主联手销售彩票，为任晓峰用盗窃赃款购买彩票提供便利条件，以从中获取非正当收入。

按相关规定，我国彩票监管由财政部综合司彩票处负责，有专家认为，这种“行政部门监管行政部门”模式的作用有限，在地方财政部门中，几乎没有专门的彩票监管机构，彩票在地方基本处于无人监管的状况。一位彩票业资深人士认为，监管部门必须设定和公布硬性规则，而不能由彩票发行方公布，同时确立行业标准和规范，不符合标准的一律禁止。

曾在中国农行邯郸分行案中做辩护律师的武铁提出，超万元购买彩票应当实行实名制，防止“疯狂购彩”行为频发。他在向国务院法制办递交的信中建议彩票立法，特别是要明确界定彩票是商业行为还是社会公益性质的问题，增加彩票风险控制条款等。

21年过去了，新中国彩票业从蹒跚起步到发展壮大，再到进入发展瓶颈期，一路风雨兼程。正如改革开放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机遇，也有暗礁。不过，风雨过去，终将见彩虹，相信彩票业也很快将完善相关规章制度，走上持续良性发展之路。